上面喊破嗓子，下面毫无反应。
这就是当下的现状：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正趋向各行其是，“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”。这是一种心态上的“脱钩”。
不像以前，普通人也都多多少少会关心一点国家大事，现在的人则只是埋头讨生活，而把那些大喇叭里的声音看作是自己生活背景中的噪音——既然宏大叙事不关心具体的人，那你又为什么要关心宏大叙事？
我知道，很多人会把这看作是一种可怕的文化转向，谴责人们对家国天下的公共事务漠然置之，成了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；但对于无权者来说，这只不过是精疲力尽之余的一种生存之道：为了活着，必须先关心自己。
原先确实不是这样，长久以来中国人信奉的都是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——尽管这本来指的是对文明的一种特殊职责，但在近代早已被国家主义利用，借以使社会总动员化。根据这种视角，个人忘却超越个体的家国情怀，无论如何是难以得到原谅的。
最初冲击这一叙事的，倒是网上流传的一些梗，诸如“地命海心”。虽然有时这被解读为知识精英对普通人的冷嘲，但这句话原本的重点，并不在于鄙视链，而是想讥讽一种国内普遍的社会现象：缺乏参政议政权利的个体，却偏好谈论宏阔的国家大事，反倒没怎么关心自己琐细的切身利益。
为什么说这本意不是鄙视？因为在原本的语境下，说这话的人其实自我认同的也是“吃地沟油的命”，那意思无非是说：“大家都是普通百姓，你与其整天喊着反制美国、遥遥领先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让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一点吧！”
此前还流传着这样的梗：国内不同阶层，收入越高，操心的越是与个人实际生活相关的；而收入越低的人，倒是动辄都想着天下大事。这虽然看着似乎好笑，其实也不无道理，倒不是说穷人就都吃饱了撑的，而是他们的生活更有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和冲击。
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现在社会心态恐怕正在发生变化。虽然这一年多来，生活似乎渐渐恢复了一点“正常”，然而更多人只是小心翼翼地活着，怀疑是不是还有另一只靴子没有落地。很多人已经没有勇气谈“未来”了，只能挣扎求生，过一天是一天。长久以来，一代代中国人都被教导着要从“家国天下”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，并激发自己内心的奉献精神和喜怒哀乐，即便这意味着完全没有个人生活。然而现在，这样的人生已遭到年轻一代的本能质疑，那种宏大叙事真的与自己有关吗？小说《微物之神》中准确刻画了这种卑微的庶民生活：“即使是后来，在这晚之后的那十三个夜晚，他们仍直觉地抓住渺小的事物，庞大的事物永远潜伏在他们里面。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地方可去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未来。因此，他们紧紧抓住渺小的事物。”如此重大的社会心态转变，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，很多人或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。之所以如此，当然首先是因为大部分人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转变有何意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人们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就像是宿命论者默默顺应了命运的安排。
真正为生计奔波的人，已经没有余力发出声音。确实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仅仅活着就已经耗尽力气，甚至都不想开口说话了。何况，说了又怎样？有朋友说：“我觉得只有对现实生活祛魅，不活在宏大叙事里，才能更深地了解社会，在网上抱怨解决不了问题。再抱怨就把你清朗了。”以前有什么不同看法，人们至少还会表达下异议，但现在连异议的欲望也衰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你高兴就好”，也不争论了，“行行行，好好好，你都对”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们既不会改变，也不会真正关心你的需求，而你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放弃幻想，照顾好自己。像这样的变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肯定会有人说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回撤，最终只是公共空间的荒漠化，社会则再度退缩回原子化状态，甚至于“社会”本身都将不复存在——因为根据定义，“社会”本应是自治的个体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自发联结形成的。不可否认，这样的危险性的确存在，小农社会中的个体，也是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，只关心自己那个小小的家园，用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来说，这些农民是彼此缺乏联结的“一袋马铃薯”。“脱钩”未必只是他们屏蔽了宏大叙事，完全也有可能是断开彼此的联结。
然而，反过来看，这也会催生出更具独立意识的新人，因为在中国社会，个体的独立往往伴随着一种痛苦的过程：要从那个粘缠的宗法社会网络上脱嵌出来，首先就得以激烈的方式隔绝外部影响，必要时断开社会关系，有时是“自绝于人民”。从宏大叙事转向自我利益，首先意味着培养起这样一种“反介入”的免疫力。
事情并不到此为止，相反，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刻。历史一再表明，在这样的新旧交替之际，如果个体难以找到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，下一幕极有可能令人不寒而栗。《破碎的生活》一书在回顾二战前的德国时发现，“德国百姓在塑造个人生活与追寻个人幸福这些方面的才能，原本就不大比得上其他民族”，其结果是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，不知道如何活出自我，因为他们觉得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太“无聊”、太“庸俗”和太“老掉牙”了：
将近两代的德国青少年早已养成习惯，要从公共领域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全部内涵，并从中汲取免费材料来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、爱意和仇恨、欢欣与忧伤。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令人耸动和紧张的新鲜事，纵使这同时意味着贫困、饥饿、死亡、混乱与危难也无所谓。
现在，材料的供应来源却突然枯竭了，生活变得既贫乏又受到剥夺，他们反而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心中觉得倦怠不堪和失望至极。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会该如何自力更生，该如何把渺小的私人生活塑造得伟大、美丽和有价值，以及该如何享受这种生活并乐在其中。
所以，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，公共事务失去刺激性以及个人重获自由，这些都不但不是礼物，反而还夺走了生活的内涵。他们觉得无聊透顶，便冒出一些愚蠢的念头，并开始变得性情乖戾。
比照我们当下来看看，就会发现其中惊人的相似之处：宏大叙事的退潮，并未让人们迅速找到生活的意义，反倒陷入了空虚、无聊的精神危机。在魏玛时代的德国，人们在痛苦中“用来解脱的工具则是酒精、迷信，顶多还有另外一种廉价的方式——大规模群众集会之中淹没一切的如痴如狂的激情”，而这最终又酝酿出了更大的危机。
不过，宏大话语的祛魅，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：重估私人生活的价值。千百年来，“私”在中国文化中相比起“公”总是处于道德劣势，作家阎连科前些年就曾不满地说，现在国内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，已经没了宏大历史的苦难、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，而“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、小温暖、小挫伤、小确幸”。这种批评固然有其道理，却是错位的，因为中国社会缺乏的，恰恰不是宏大话语的意义，而是私人生活的价值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我们很可能正站在一个关键时刻：“紧紧抓住渺小的事物”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，一种对私人生活的回归，还应当从中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，并由此生发出社会的横向联结，重建秩序。往前一步究竟是坦途还是深渊，取决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出选择。